“你给我1个亿的市场，比给1个亿的补贴，对我的影响大10倍。”
“我们国家的ADC能不能在世界领先，就看政策能不能持续向好，就是这个问题，它不是技术的关系。”总裁吴晓滨在一场采访中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抗体偶联药物（ADC）是全球药企竞逐的热门赛道，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与欧美药企的差距不大。良好的政策才是企业创新向上的沃土。自2015年医药体制改革，中国创新药经历过产业的春天，但现在已经困在寒冬中很久了。
医保谈判、集采等政策，令药品价格大幅下降，众多患者获益。不过，在局部范围内的定价偏低，也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积极性。同时，一些创新药在进入医院的环节并不顺利。今年7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全链条强化政策保障，夯实创新药发展根基。
中国的创新药企，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摆脱制造业的逻辑
医药关系所有人的生命健康，这意味着它和耐克的运动服饰、爱马仕的奢侈包是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医药注定是一个强监管、政策导向的行业，国内国际都是如此。
“政策好了，钱和人才都不用担心；政策不好，钱肯定跑了，钱一跑了以后人一定跑。”吴晓滨说。
中国创新药的爆发式成长起自2015年。在这一年，药监局进行改革，《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发布之后，监管制度逐步接轨国际惯例。鼓励创新药发展，提高仿制药质量等相关的重大举措令医药企业的生产力极大释放出来了。
“资本一看好，大量的钱涌进来了。钱涌进来就需要人了，所以大量的留学生、在国外企业工作的人回来了；一些老外觉得中国环境很好，可以有用武之地，我到中国创业去，或者到中国去做创新去。”回忆起这段激动人心的时期，吴晓滨说，“所以就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态势，这个事情其实应该持续下去。”
可惜的是，此后的新冠疫情、资本市场收缩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影响之下，现在生物制药行业已经困于寒冬。
一家制药企业的高管王诚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价格问题，“中国创新药的价格搞得太低了。”
以首款在美上市的国产PD-1抗癌药为例。
2023年10月，宣布其特瑞普利单抗获FDA批准，成为在美国上市的首个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创新生物药。这款用于复发/转移性鼻咽癌的治疗药物，已经在中国进入医保。目前在中国的售价，大概只有美国售价的3%。
中国是上市PD-1药物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药物大部分没能在美国上市，而困守中国市场。结果是，很大一部分的中国本土制药企业前期做了大量投入，后期商业回报入不敷出。
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样是国内价格偏低的因素之一。这利好当下的普通患者。他们得以享受最便宜的创新药，延续了生命。
“但是没有明天、后天了”，王诚说，“药价搞得太低以后，没有回报，就没有人再往里投钱了；你自己的工业垮掉了，又得靠进口，完全靠进口后人家（指跨国药企）又不降价了。”
创新药价格不能太低，已经成为业内的共识。国内的创新药公司都是刚刚起步，太低的价格会大大影响创新的积极性。政策层面显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医保谈判中也尝试给企业以更大空间。
“根据我的临床来看，中国目前源头创新非常少。”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马军教授在一场采访中对记者说，一个源头创新的药物要花将近10亿代价才能落地，企业得有一定的经济积累才能有后发的力量。“不能把创新药变成白菜帮子价，那谁也不做创新了。商业和市场经济要有规矩的，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老百姓一辈子都在说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吴晓滨认为，国内的创新药定价，应该摆脱制造业的逻辑，不能只看其制造环节的成本。
化药生产的成本只占其销售成本几个百分点，生物药的生产成本占销售成本仅有十几个百分点。制药企业大量的成本，产生于研发阶段。
“别给钱，给我政策”
“你们对创新药的支持，首先不需要在税收上支持，不需要给补贴，财政上的补贴意义不大。”王诚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时候，曾提到这一点。对比创新药企几亿、十几亿，甚至上百亿的研发投入，地方政府给予的百万，甚至千万补贴其实于事无补。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创新药企的底色。不少以创新为重的生物制药企业，在其早期的发展阶段，研发投入甚至超过整体收入。
百济神州2023年的收入规模为24.6亿美元，研发费用17.8亿美元。五年间，该公司的研发费用一路上涨，在2022年就已经超过百亿人民币。
那些位居全球前列的制药企业，其研发投入规模更是巨大。2023年，强生以852亿美元的收入位居全球药企第一，当年的研发投入150亿美元，超过千亿人民币。默沙东是2023年研发投入最大的药企，当年投入了305亿美元，占其当年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中国风险资本活跃的时期，那些有潜力的初创企业拿到亿元级的投资并非难事。海内外流动的资本、经验丰富的投资人、大企业管理层离职创办的众多初创公司等构成的市场，自带优胜劣汰的机制。这种市场机制，比政府挑选一组企业来培育，更有可能实现一个繁荣的产业生态。
“给我政策，给我市场。”这是王诚以及众多制药企业更期待的支持。“政策生态环境要好，投了钱要看到回报。如果大家投资没得赚，他不投资了，科学家肯定是另找出路。”
创新药研发出来之后，能给患者带来切实的收益。企业的希望是，进入国家医保之后，能够顺利进入医院。
实际的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为控制医药开支，各家医院控制药品占总体费用的比例，能够进入医院的药品种类和数量受到严格限制。
药品国谈制度常态化已经六年时间，一大批创新药物进入医保目录。但这些药物要想进入医院，就要通过医院“药事会”。药事会是“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的简称，它决定了各家医院的常备药物供应目录。
此前，有些医院对于召开药事会，将新药纳入常备药物目录的积极性并不高。
“现在即使价格降下来了，来到医院以后，你得一家一家医院去磕。”王诚对记者说。对于医院来说，即便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药物，“我有药占比，我有总数1200种药的限制。现在已经1200了，我把谁踢出去，他都得跟我拼命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医药公司，原来需要养活庞大的商务团队，而这些公司每年的营销开支巨大，甚至远超过研发投入。
对于全产业链支持医药产业，吴晓滨认为，可能各个部门要坐下来，梳理好互相矛盾的政策，大家朝一个方向走。
“你给我1个亿的市场，比给1个亿的补贴，对我的影响大10倍。”王诚表示，“我要市场，我不要补贴。所以我经常说，千万别给钱，给我政策好。”
创新药靠什么
医疗制度改革进展有目共睹。
医保目录更新频次高了，而且创新药物获得了倾斜。过去很多肿瘤药、血液药难进医保，现在单抗、小分子、大分子、生物治疗等进入医保。
中国的制药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做出0~1的创新，国内就能把剩下的1~100部分做好。但在0~1这个阶段，行业源头创新的药物还很少。
据马军教授观察，现在中国每年有0-1个源头创新的药物，美国每年大约10-15个创新药物，英国、日本和欧洲某些国家大约是0-2个。
“遗憾的是，我们拥有的原始创新的专利权很少，往往都是跟随 First-in-Class的药物。”马军说，创新的药物，要靠历史、靠循证、靠经验来沉淀。
近期迪哲医疗的JAK1抑制剂高瑞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二线治疗复发/难治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该公司也在与美国FDA沟通，积极争取在美国上市。
“美国是很特殊的市场，美国FDA批准完全根据临床数据。”董事长张小林表示。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目前占全球医药市场比例在40%-50%。在药品的定价方面，美国给予了更大的空间。
在国内市场受限的背景下，中国创新药企近年来纷纷出海，在美国、欧洲等市场寻找收入来源。这其中，少数中国药企是独立运作其海外业务，大多数药企与跨国公司合作，一起分享海外市场权益。
从长远来看，繁荣的中国医药市场，是中国医药产业向上打破天花板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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