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我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赴美学习，1987年返回祖国，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在海外留学后返回内地工作的经济学博士，参与了很多改革开放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回忆起自己做学生的时候，当时人们普遍抱有一种“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把西方的“真经”学会了，就能为祖国富强作贡献。当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背后肯定有其道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真心学习、用力践行这些道理，就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追赶上发达国家。
刚学成归来那会儿，我自以为学习了最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指点江山”了。可在“激扬文字”时，却碰了一鼻子灰。因为，直接套用西方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总是会遇到水土不服的尴尬和无奈。
举个例子，1988年，我国通过行政手段把许多项目砍掉，以此来治理整顿1949年以来的首次高通货膨胀，而不是用我所学到的西方主流理论所主张的提高利率这一市场方法。这让我感到不解，可认真分析后，这一做法却包含着必然性。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有许多事关国防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它们需要银行的低息贷款补贴才能存活。提高利率后，这些企业就会负担加重甚至出现亏损，如果不让它们倒闭则需要大量的财政补贴，政府会出现巨额赤字，结果只能用增发货币来弥补，而这又会导致高通货膨胀。在这样的条件下，用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是我们国家的最优选择。
这让我深刻认识到，任何理论都有前提条件，其适用性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必然以这个理论提出时发达国家的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制度安排、思想理念等为暗含前提。简单照搬西方理论，套用在发展和转型中的国家，由于条件不同，就会闹出笑话，甚至事与愿违，唯有结合自己国家实际的创新性理论才能推动自己国家的发展。
认识到这一点后，对我国各种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我总是先去了解它们存在的具体条件，掌握这些现象所生发的社会历史土壤，而不是盲目套用西方的公式和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进行由政府主导的改革和转型。当时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有非常有效的市场。它建议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以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一些转型中和发展中国家被这种理论“忽悠”，结果却带来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让我们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我想，这是因为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转型，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上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理论是用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些理论看似很时髦、很有力量，可实际上，按图索骥的国家却都失败了。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理应由我们自己来了解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现象和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和道理，进而提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理论。换句话说，外来的“和尚”所念的西方发达世界的“经”，不一定对中国管用。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上，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根植中国大地、面向中国问题的“真经”，还需中国人自己念。
30年前，我与易纲、海闻等6位海归经济学者在北京大学共同创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建之初，就立志要做对中国有意义的“真学问”。随着更多学者的加入以及科研和教学等方面的拓展，2008年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2015年入选国家首批高端智库，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农村建设、土地问题、国企改革、人口政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诸多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
从1995年开设“中国经济专题”课程开始，我就主要以自己求索理解复兴之路上诸多现象的研究心得为讲授内容。这些内容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很多分析论断，在提出时常常有悖于主流学界的定论，然而一再为中国后来的发展所证实，并逐渐深化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根源。
自1996年起，我在北京大学给本科生开设“中国经济专题”课程，除2008年至2012年到世界银行任职未能开课外，我已经讲授这门课程20余年了。教室里500多人的座位，经常会有六七百位同学来听讲，其中还有冒着严寒酷暑骑自行车赶来上课的外校学生，同学们求知的热情让我深为感动！
尽管如此，能够在我课堂上面对面教授的学生还是有限，多数学生是通过读我的书或其他人的书来学习、了解中国的发展改革的问题和经验。人们在学习的时候，通常希望从书里得到知识，可以在与他人对话时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或是将来碰到问题，会想到用书中的知识来帮助自己。
然而，我觉得，读书并不意味着在书里找到现成答案，最重要的是通过读书学会认识世界的方法。就像临摹名画一样，并不是为了画得像，而是为了学习如何作画。只有这样，才能从学习现有理论中掌握学问之道，将来才有可能抓住这个时代给予的机会。
古今中外的书籍浩如烟海，宛如一座百花园。而阅读就像采集花粉，做学问的关键就是要像蜜蜂那样，采得百花酿成蜜——不光要涉猎广泛、融会贯通，更要在自主创新的路上不遗余力，在研究解决事关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
回顾我自己做学问的过程，感觉像是在搭建一座殿堂，围绕着改革开放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探寻“中国奇迹”背后的道理、求索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一块一块地组建成一个整体，建构出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涉及发展、转型、经济运行等方方面面的新理论。这样的理论能够经得起考验，不是一推就倒，关键在于反映了共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世界观、方法论。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宝贵机遇，给我们搭建了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的广阔舞台；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对问题深入了解，从中国经济奇迹这座富矿中不断深挖，提炼新思路、提出新观点，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办公室里悬挂的这四行字时刻提醒着我：直面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提炼中国理论，反哺中国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职责和使命。
面向未来，广大理论工作者需要俯下身子采百花、迈开步子察实情、聚精会神出实招，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不畏浮云遮望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回答好新征程上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唯有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坐标，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方能不负时代，让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原题为《因行得知 用知践行》，作者：林毅夫，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名誉院长，本报记者张胜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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